在中国中部地区，通往毛泽东出生地的公路两边是成片的建了一半或者空置的高楼大厦。在前去瞻仰“伟大舵手”的路上，你可以顺道看看一个建筑工地：不到3年前，当地一位雄心勃勃的亿万富翁高调地乘坐自己的私人直升飞机前来主持奠基仪式，计划在此处兴建世界第一高楼、高度达838米的“天空城市”(Sky City)。如今，挖开的地基已淹没在一个临时的鱼塘中。

经济学家早就思考过所谓的“摩天大楼诅咒”，即建造世界最高建筑物与相伴而至的金融危机之间的神秘关联。从美国“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结束到海湾地区信贷泡沫破裂，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开建于1930年）、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开建于1970年）、双峰塔(Petronas Towers)（完工于1996年）以及哈利法塔(BurjKhalifa)（完工于2009年）全都预言或者正好赶上了危机，这是明显信号，说明非理性繁荣可以通过实体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一些分析师将中国房地产市场称为全球经济中最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但当你想到在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里，中国水泥产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还要多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好。

因为这一点，从香港金融机构到德国汽车制造商和澳大利亚矿商，所有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长沙等地的购房人手里。长沙是“天空城市”项目所在地。

最近几年，过度建设受到地方官员的鼓励，因为地方政府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销售。其结果在中国各地都可见到：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平原上矗立的“鬼城”，到拉萨郊区藏族牧民在空置豪华别墅的院子里放牧牦牛。

中国经济极为依赖投资，投资几乎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但过去两年中国房地产投资放缓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和印尼等原材料出口国经济增长减缓。

中国近些年的建筑热潮导致房屋库存大量过剩，但我们无法估计出确切的规模，因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受到低报问题程度的激励。尽管2015年中国房地产投资有所放缓，但仍增长了1%，即便全国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出现下降。

同样，中国去年的大宗商品进口量有所增加，因为价格暴跌导致进口价值大幅下降。

换言之，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真正展开调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就已放缓了数个百分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就已暴跌。房地产投资全面下降（为期不远）也将对中国脆弱的、负债累累的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分析师估计，中国逾60%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由于中国债务与GDP比值超过美国和德国，中国房地产业若是形势严峻将会对全球各地造成冲击——与其引发的后果相比，近期人民币贬值和A股大跌所引起的波澜只能算小风暴。

长沙等地的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许多粗制滥造、定价过高的住房将永远销售不出去。但这些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令人担忧。

根据多个城市官员的说法，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开辟新区，并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素质较好的”开发商供应土地。他们这么做是希望开发商放弃现有的空置楼盘，转而建造质量更优的楼盘，而由于拿地成本较低，它们可以按较大折扣卖房。

在中国官场扭曲的激励架构下，这种做法是理性的，因为它会促进新资金流动、恢复土地收入以及推动GDP。但如果这种想法大行其道，那么，单单“天空城市”破土动工一事可能就足以预示“摩天大楼诅咒”即将降临到中国头上。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