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年前，有一对亲兄弟来到上海。哥哥，咬牙花了100多万买下一套房子，贷款30年，每年月供4800元。

弟弟要比哥哥精明。当时，他算了一笔帐，这套总价100多万的房子，当时的月租只有2000元左右。按照这个月租，花100多万至少可以租住50年了，买房并不比租房划算。

恰逢当时，牛刀说“房价要降一半” 。还有一些砖家的“楼市崩盘论”被媒体大肆宣传。于是，弟弟最终选择了租房。

八年前过去了，弟弟错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机会。现在，上海的房子已经贵到想买也买不起。甚至，有一天他开始恐慌——自己可能连租房子也租不起了!因为那套原本只租2000元/月的房子，在这几年的轮番上涨中，已经要每月至少7000元才能租下。

而另一边，哥哥却因为降息、银行的房贷利率优惠等因素，月供不断降低，现在每月要供的居然还不到4000元。

租不起房——正在一线城市变为常态

58同城8月发布的《2016上半年租房市场报告》显示，在租金方面，上海、北京、深圳的月租金均超出4000元。其中，上海以5133.91元成为月租最贵的城市。

报告显示，全国租房需求总量在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4%，环比增长27%;二季度同比增长39%，环比增长7%。

虽然，上海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8月的报告指出，中低端租赁市场中，季节性的租客已陆续进场，市场内新增需求明显减少;高中端市场租赁需求减退2成以上，房源挂牌后交易周期拉长，部分出现一个月以上空置期;面向年轻人的互联网长租公寓，由于各路资本注入而加大扩张速度，按间出租、商用房出租等政策放开，和散户出租争抢市场份额。

但这些短期的利空，无法阻挡房屋租金上涨的大趋势。同样上述办公室的数据就显示，1月的房屋租赁指数为1805点，而到了8月底，房屋指数已经达到了1904点，8个月的时间，上海平均房租就上涨了5.48%。

除了涨价，上海还在通过结构调整的方式，让部分人“不能租”，而这也正是这一波租金上扬的核心原因之一。

今年8月29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则新闻，今年6月，祥东小区引入第三方经租公司，以稍高于市场的价格，从居民手中收储闲置房源，然后统一装修、统一出租。

像这套130平米的四室一厅，可入住8人。有些房源还直接租给企业作为集体宿舍。通过代理经租压缩群租空间后，人口结构也出现了变化。

祥东小区党支部书记周静说，通过经租公司，小区能够引入一些高级小白领、家庭户，对社区治安环境，包括整体人员素质有所提升。

松江车墩镇综治办主任洪良军向上海电视台的记者介绍，去年区域外来人口有21万，到2016年6月份，外来人口控制在17万多，下降幅度比较大。

这则新闻不经意地告诉我们，上海正在通过整治群租，减少出租房的数量，来实现以房控人的目的。

自上海设计了“到2040年常住人口不得超过2500万”的红线，“以房控人”，就成为人口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群租房的整治，上海很多街道成功实现了减少外来常住人口。这一做法，也让那些租金只有一千甚至几百的群租住房“销声匿迹”，市场对中低端的住房需求不断升温，进而拉动了整体租金的上扬。

公众号“明源地产研究院”在《调控之后，这些城市的房子最危险!》一文中明确表示，尽管上海2015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1.5%， 但是流出的却是低技能人群，流入和留下的却是高技能人群。

根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上海人才净流入率最高达6.38%，其次是北京、杭州、深圳，人才净流入率4.97%、1.63%和1.07%。

很难想像，这些高收入、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能够接受群租房低端的租赁房屋。很显然中高端的普通住宅，或者说是面向白领的服务式公寓，才是他们更倾向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上海的低端和超低端市场规模显然将逐步减小，房屋平均租金面临长期上涨的压力。

其实不仅上海，其他城市也在“以房控人”。比如，北京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大力整治地下空间和群租房，加强直管公房管理。持续开展“拆违打非”，拆除违法建设1500万平方米。

类似有人口控制目标的还有广州、苏州的中心城区等。这些城市整治群租等措施的落实，也会侧面推升城市的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