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消费增速放缓。据媒体报道，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的春节黄金周消费增速首次跌破两位数，过去的五年，这一数字从未低于11%。微信群里有人戏称，今年的微信红包数量和大小都明显不如往年。有券商指出，今年春节的消费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零售业的低迷态势。

2004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消费爆发，一方面消费量增加，社会零售品总额快速增长，甚至在近年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升级，家庭消费中发展型、品质型消费占比上升，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新租赁经济报告2019》，品质型消费支出占比在2000年以后明显上升，从1985年的13%上升至2016年的37%。但这种势头在2018年开始放缓，2018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仅有9%，是1999年以来最低的表现，也是2004年以来首次跌破两位数。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花钱了?从消费函数来看，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二是消费倾向，2015年开始，职工工资的增速就开始放缓，尤其是私营单位和农民工，2016年和2017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同比增速仅有6.6%和6.4%。持续的收入增长停滞，以及不明朗的经济前景，还会影响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居民的实际消费。

具体来看，消费在地域和人群间呈现差异，地域上，三四线城市和县镇的消费增长表现要好于一二线城市，京东大数据显示，京东的销售额增速依城市规模呈相反方向，越是大的城市，消费增速越低，四线及以下(京东分类)的城市增速超过50%，而一线城市不到30%。京东的报告认为，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返乡过年，拉低了大城市的消费，带动了家乡的消费，另一方面大城市的电商渠道完善，增长空间有限，电商渠道下沉，抬高了中小城市的消费增速。

京东报告揭示了中国总体消费低迷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户籍制度与城市规模分级管理。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城市化，人口可以在城市里工作，但享受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障碍，这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性。中国现阶段，人口流动的主因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背后是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以人口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有两点好处：一是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发达地区，生产率增长、收入增长，总体上增进效率，增大消费潜力;二是流入到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与不发达地区的联系，会增加不发达地区的现金回流，自然禀赋好的地区还会因为人均资本和资源的增长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现有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城市，就越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收入，职工的就业概率和教育回报也会高一些，这尤其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但2013年底至2014年的户籍制度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严控特大城市的规模，鼓励就地和就近城镇化，并辅以户籍、义务教育入学等政策，抬高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长期居住的门槛，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新近的研究还发现，农民工市民化选择的城市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同，当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时，整体的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而且城市劳动力的福利也会降低。中小城市偏向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最终会拖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整体的福利。

其次，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非家庭式迁移的模式，长期居留意愿很弱(他们想留但留不下，所以流动的预期就是返乡)。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规模趋于稳定，截至2016年，我国共有2.45亿流动人口，这意味着大约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但这些流动人口的迁移并不是举家迁移，这一现象近年有所改善，配偶随迁的比重大大增加，但未成年子女和达到退休年龄的父母不随迁的比重依旧非常高，前者是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门槛的限制，后者是因为医保异地转移、家庭随迁等因素的限制。

非家庭式流动严重抑制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消费，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未来必须要返乡的时候。据原卫计委主持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2016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为6831元，月支出为3425元，支出仅占总收入50%。结构上看，2015年，流动人口月支出为3201元，其中食品支出1335元，住房支出721元，其他支出1145元，流动人口的这三方面的支出均低于全国城镇家庭月平均水平，尤其是其他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城镇家庭同类型支出的43.02%。其他类型的消费主要是指衣着服饰、家用用品、家用设备及耐用品等消费支出，以及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性支出。这些收支结余最终在家乡释放，举世无双的春运和过年返乡的消费，是户籍制度下的非家庭式流动的一个结果。

非家庭式流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县镇的自建房和中小城市的商品房热潮，其中相当高的比例由在大城市就业的劳动力贡献，这并非好事。由于中小城市缺乏就业机会，这些劳动力最终还是要在大城市就业，他们因为结婚等身份品消费驱动在县镇和中小城镇购置的房地产，最终因无人居住而浪费，短期返乡的脉冲式消费，无法持续拉动家乡的消费市场，他们又不愿意在大城市释放这些消费，最终会拖累中国消费结构的调整。聂日明、高利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