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家族内无中国籍以外的外籍人士，且客户资产主要分布在国内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境内高净值人士还是应该选择在境内设立家族信托。”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已临近尾声，在这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前十年保持了近10%的年GDP增长率，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放缓，但仍领先世界，且个人财富也急剧增加。

《中国私人银行2019》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内居民可投资金融资产总体规模达147万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为16%;国内个人可投资600万元以上金融资产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67万人，近五年年平均增速为8%。展望未来五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企稳，国内私人财富整体规模的增长仍将延续，但增速将延续阶段性放缓趋势，预计到2023年，国内居民可投资金融资产总体规模将达到243万亿元，国内高净值人士数量将增长至241万人。

从高净值客户规模看，2017年以前由于受到经济和房地产高速增长等影响，居民财富增长速度较快，而面向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一夜暴富式的机会将难再寻觅，因此存量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更加受到关注，“守富”已经成了当代高净值客户更加关注的话题;从高净值客户结构看，民营企业家仍是中国高净值客户群体的绝对中坚力量，通过企业经营获得分红或通过企业股权变现一直是高净值客户个人金融资产增长的主要来源。地产投资和金融投资对于高净值人士的财富贡献和外部市场环境密切相关，波动性也较强，因此，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国内资本市场和房市起落之后，实业创富作为高净值客户主要财富来源的地位愈发巩固。

高净值人士的需求

结合国内外环境，笔者认为当下国内高净值人士面临的需求主要包含以下特点：

一、高净值人士对于家庭财富传承、公私资产隔离、自身及子女婚姻风险隔离的需求显著提升。

二、随着新生代企业主的接班，第一代企业主的财富策略将从“如何创富”转变为“如何守富”。

三、经历了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洗礼，国内高净值人士对于“保值和适度增值”的财富增长模式关注度逐步提升。

四、国内高净值人士对于跨境投资及全球税务筹划的关注度逐步提升。

针对以上各类需求，目前国内有不少金融工具能够帮助高净值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一是大额保单，在财富传承和风险隔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使用大额保单作为传承工具时，由于其在受益人方面有着条款的限制和局限性，传承的初衷有可能会被改变、瓦解。二是家族信托，家族信托既具有信托的基本特征，也有一些自身特色，能够帮助高净值客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家族企业或“富一代”财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流失问题。

相较大额保单，家族信托能更加完善地解决当代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在传承方面，家族信托可以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改善家族福利，创业者往往不愿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股权流入非家族人员手中，也不愿自己的股权被稀释;在风险隔离方面，家族信托由于将财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资产的隔离、婚姻风险的隔离等起到良好的效果;在保值和增值效用上，家族信托使用专业的理财团队可以有效地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同时，在国内，与“富一代”相比，目前大部分的“富二代”高净值人士都有着海外教育背景，他们与父辈们在理念、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无心接手家业，有的即使同意接手，又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掌权。在国内，如刘畅从刘永好手中接过新希望的指挥权、宗庆后之女宗馥莉接管娃哈哈的部分产业、梁稳根之子梁治中进入三一重工等二代顺利接班的实例，毕竟还是少数。在此情况下，“富一代”们对家族和企业传承的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家族信托所具备的税务筹划、财富保障与传承等功能的优势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内外家族信托差异

目前国内一部分高净值人士并没有选择在境内设立家族信托，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海外离岸群岛建立家族信托来保障传承自己的财富，国内家族信托与海外家族信托有哪些区别?

首先是法律完善程度的差异。海外发达国家信托法的相关配套法律非常完善，承认信托在资产隔离、财产保全方面的作用，亦或对其相关司法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说明;而目前国内家族信托的配套法律尚不完善，其中对“公司法对信托持有私人公司或上市公司股权的规定”、“遗产分配制度及继承法对信托内财产的相关规定”、“婚姻法对夫妻间财产设立信托的规定”、“税法对信托内财产的纳税固定”等重大相关法律法规几乎空白。

其次是信托架构的差异。海外家族信托通过离岸公司“法人形式”可方便持有各类资产，需要做财产分配和传承时，只需将关联公司的股东进行变更，操作方便;而国内家族信托一般以信托计划等“非法人形式”出现，仅能持有现金和保单，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而在国内富豪中，房产的占比很大，房产进入信托视为交易，将支付较高税额，会极大影响国内家族信托的发展。

最后是信托公司职能的差异。海外信托公司属于“金融咨询公司”，完全不做投资，委托人可委托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等专业投资咨询机构作为信托的投资经理，使得信托资产持有权和投资券分离，不同的专业机构各司其职;而国内家族信托公司兼任投资经理的角色，难免会对信托资产的安全性造成隐患。

国内家族信托业务新气象

可以看出，国内家族信托能否从真正意义上完全实现财产规划、资产保全、税务筹划和财富传承的效果，还要取决于国内法律的健全与否。近些年，监管环境呼吁信托回归本源，家族信托业务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经初步统计，目前信托领域家族信托的存续规模超过千亿元，相比于2017年末500亿存续规模已经翻倍，国内家族信托业务正迎来一些新的气象：

首先，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及完善。完善的制度建设是保障信托业稳健发展的必然。信托制度是一个相对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而且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理解，这就需要通过制定完善的配套制度，加强受托人自身的尽职履责监督，同时也要保护受益人的权益。

其次，信托框架内资产的应用和创新。信托本身具有多元化和可塑性强的特点，信托制度的各种功能逐步在各国家得到良好应用，尤其是大陆法系下，更加需要政府加大信托制度的推广和创新。例如在我国，高净值人士持有的资产形态也在不断发展，高净值人士将私人公司或上市公司股权、房产、飞机游艇、古董红酒艺术品等各类资产装入家族信托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再次，促进信托业的开放，实现优胜劣汰。在信托业建立起完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后，可以通过提高行业竞争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最后，学习先进的行业发展模式。如美国信托公司面对日益严峻的信托业务竞争，选择的是专业化道路，以北方信托为代表的信托公司成功地向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转型，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日本信托银行则以其专业性和高效赢得了市场，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进行产品创新和研发，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同时，美日这些信托公司实施了混业经营，信托机构业务范围的扩大和综合化经营，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延伸服务深度，获取更多的客户群体，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财富公司、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等都涉足这一领域。

设立海外家族信托有风险

相较于国内，在海外设立家族信托也同样面对着一些特殊的风险。首先是在资产所在地会面临法律风险：对于海外家族信托而言，根据设立信托所属的司法属地不同，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或者瓦解委托人原本设立家族信托的意愿;其次是境内客户在设计境外信托架构时需考虑中国的外汇管制问题。受益人从境外信托获得的收益需要汇回境内，还需要考虑如何设计信托的架构包括对受益人类型的设计，进而尽可能确保受益人能够最终收到信托收益;最后，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生效及共同申报准则(CRS)的执行，中国税务机关将来对中国税收居民设立海外家族信托的税务征管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且CRS的执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穿透境外家族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也会直接导致境外家族信托的保密性大打折扣。

以上是目前境内人士设立境外家族信托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绝大部分高净值人士并没有选择境外家族信托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家族信托的设立初衷是确保资产隔离和传承的精准性、后代继承的便捷性，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稳定性。因此笔者认为，如家族内无中国籍以外的外籍人士，且客户资产主要分布在国内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境内高净值人士还是应该选择在境内设立家族信托。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了一批批拥有可观财富的高净值人士。都说创富容易守富难，人们资产的不断增加、思维的不断提升以及需求的不断转变，将更进一步推动国内家族信托的发展。作为财富传承和风险隔离的优质工具，中国家族信托业务正在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