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2019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2019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3.62%。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4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79万人。

这个发布会备受关注的是短缺职业排行信息。人社部组织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机构，收集汇总形成了《2019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该排行显示，营销员、收银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营业员、家政服务员、车工、焊工、装卸搬运工排名前十。

从这些职业看，几乎不需要任何高水平的专业化的技能，之所以出现短缺，首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能够支付的薪酬几乎是全社会最低的，因此，缺乏收入上的吸引力，更因为没有职业前景，而不被看好。

与此同时，高流动性的就业市场能够提供其他更高工资的职业，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低薪的职业会出现流动频繁的问题——跳槽。这些主要从事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工作，实际上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因为它们承受的最大成本压力来自地租，而且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利润微薄，难以提高薪酬。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加重，这些工作岗位将被迫提高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供给也出现了问题。在整体人口红利发生逆转的背景下，一些一线城市与核心城市出现了人口回流的现象，即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的主要原因除了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外，主要是返乡后能够全家团聚。这加剧了大城市低薪服务业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经验上而言，如果农民工能够全家在城市落户生根，那么，就会提供一些补充性就业人员，比如中年女性从事收银员、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工作，中年男性从事保安等工作，每个家庭或许有一个可以接受低薪工作的成员。

目前，在很多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年龄水平越来越高，考虑到劳动力紧张以及老龄化趋势，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那么，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光靠中青年劳动力是很难实现的。目前，妨碍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主要原因是房价过高，虽然城市有很多工作机会，但是这些低薪的工作无法支撑家庭居住和生活成本。

户籍制度也制造了一个问题，即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主要依靠外地农民工，此前，能在城市落户的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这种户籍制度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候还能吸引大量人进城就业，但是，当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就会产生麻烦。当然，目前很多地方开始取消户籍制度，但这种取消是在城市房价居于历史高位的时候启动的，居住成本代替户籍制度成为了阻碍农民工落户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蓝领工作的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不会差距很大，部分行业的蓝领工资水平还能超过白领。但是，两者在中国差距很大，这些就业短缺的行业中很大一部分的工资水平刚刚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加拿大约克大学一位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她取中国每个省的最低工资然后求平均值，得出一个全国最低工资的概念值。她发现，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自1995年以来急剧降低，从40%降至2018年的仅26%。

这个数据显示了，在中国平均工资不断上涨的过程中，最低薪工作的工资并没有上涨很多，差距不断被拉大。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房价和物价大幅攀升，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最短缺的前十个职业几乎都是薪酬最低的行业。

它们所能提供的工资水平在城市当中仅仅够生存，而很难有储蓄对未来进行投资，因此，对于年轻人而言，只能作为一种短期过渡就业，最终会流向工资更高的行业。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成家，就可能有家庭成员接受低薪工作，补充家庭收入。但在城市房价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这种可能性降低。最终，城市生活性服务业薪酬不得不大幅提高。

低薪酬就业人员的供需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短期内可以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而长期则需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