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辉分析称：“对于赚取差价的囤货者而言，价差就体现在进口猪肉产品含税后到岸价与国内猪肉产品的差别，而根据具体不同的种类，如肋排、后臀尖等不同部位，价差也会各有不同。实际上，当中国猪肉产品的成本足够低，就可以对进口猪肉形成一定的阻滞作用。计算进出口国国内及我国入关后的运输、存储、销售环节的费用之后，我国规模化生产的生猪及猪肉产品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也就是说，降成本需要用规模化来实现。”

巨头“逐鹿”规模化发展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曾表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猪养殖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母猪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没有竞争优势。马有祥说：“规模化水平提高了，保障稳定供给的产业基础就稳固了，同时可更好地避免散养户发展的盲目性，减少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现象。”

“散户多会造成信息传递冗杂多，猪肉价格剧烈波动，也就出现了‘猪周期’。”冯永辉意简言赅，“中国的‘猪周期’现象，与欧美相比都属罕见。同时，大量养殖散户的存在，又推高了全产业链的成本，也就是说，兽药饲料厂家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追着这些养殖户推销。散户难以抱团，又造成与屠宰企业的对接变成一种大范围的博弈。”

而在一种“小规模、大群体”的生产格局下，曾在2012年一哄而上补栏母猪的全体养殖户，吃了一个从2012年持续至2014年三年猪价下跌的大亏。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养猪效益情况是2012~2013年保本微利，2014年是养猪少有的严重亏损的一年，每出栏一头猪平均亏101元。而据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在2015年全国畜牧行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2015年大约有500万生猪养殖散户退出了养殖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此前调查了解到，在这场连续3年的亏损期内，仅京津冀地区便有约四成小散养殖户淘汰退出，如此才将过剩生猪产能硬生生砸下，并将曲线尖锐的“猪周期”拉缓、拉长。

唯规模化变革，方能博得一席存活，这已愈发成为中国猪业人士的共识。

“从长远来说，目前这种养两三百头猪的散养户，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养猪较发达的区域，未来可能会不养猪或很少养猪，这是产业集群发生根本性改变造成的。”正邦科技董事长程凡贵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个人认为，这轮猪价上涨以后，会是中国养猪业升级换代的一个起点，所以中国养猪产业的投资，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传统猪场，未来可能都面临退出市场的局面。对于大企业而言，市场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而规模化发展正是巨头逐鹿的战场。

上海梅林、牧原股份、新五丰选择了“主动出击”：上海梅林，其于2015年投产江苏梅林畜牧自养生猪，而根据公司公告，这一环节也成为上海梅林今年上半年收入主要增长的驱动力;牧原股份，总投资29亿元建设全亚洲最大的能繁母猪场现代化生猪产业化建设项目，预计将于2020年完工;新五丰，通过以自养和“适当规模小农场”两类模式发展生猪养殖业务，预计2016、2017年公司总的生猪出栏量分别达到60万头和70万头，养殖贡献净利3.25亿元和3.72亿元。

双汇、新希望六和则采取了“纵横海外”的模式发展。

双汇发展三年前成功收购美国食品巨头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进口猪肉方面，上半年双汇发展通过关联公司罗特克斯进口了19.2亿元的猪肉，已经逼近去年全年21亿元进口猪肉的规模，而进口猪肉利润丰厚，这也为公司带来了极大的盈利。

新希望六和则拟新建聚落式猪场项目共7个，并将其项目触手伸到越南，投资额拟为26.98亿元，全部达产后将形成年出栏约230万头商品猪的生产能力。

“我个人认为，明年猪价可能会降，但原材料成本也会有所下降，可抵消一部分猪价下降带来的影响，并且一些大养殖企业已在行情低迷时进行布局，所以从利润绝对值角度来说，可能不但不会降，还会提升。”程凡贵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正邦未来养猪这一块，每年仍然会保持至少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收购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公司、大型猪场，到全球布局产业链，建设生猪产能、调动全球资源配置国际市场，中国的猪业巨头落子稳准狠。”冯永辉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不仅帮助他们掌握发达国家的渠道、资源，利用发展中国家较为低廉的生产成本，更促进了先进养殖技术的交流，这让他们在国内、国际的竞争中都可获得比较优势，左右逢源。”◎每经记者 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