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近年来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取消编制、实行年薪制、实行岗位责任制”，“我们希望政府真正简政放权，不然我们公立医院未来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一点儿没有自主权，怎么去竞争?”

施秉银已经尝到了一点“自主”的甜头。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国家卫计委申请成立一家公司，2016年得到批准。这家新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科研成果的转化，期待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公司给医院“做点补贴”。

实际上，取消药品加成、增加医疗服务费后，像西安交大一附院这样的大型医院较过去仍存在着一年数千万元的收入差距，“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每年挣回这些钱，一点问题没有。”施秉银说。

“这家公司还收购了一家月子会所，收了医院里所有的公车，你可以对外运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施秉银说。

“松散型”医联体责权利不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近年来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由特色学科牵头成立医联体，来帮助更多的基层医院。

不过这一过程，牵扯了医院较多精力。该院院长乔杰认为，这些“松散型”的医联体，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很难做好、做实。比如，一个妇产科的大专家被派到基层医联体单位，在社区坐诊一天，而这一天，最多也就三五个病人前来问诊，且其中几乎没有专科对口的病人，“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种专家在我们医院一天至少看几十个“专病”病人，还有疑难杂症，让他下去基层坐诊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真是资源浪费。”

一些三甲医院积极参与“松散型医联体”的动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邀约，托管某个刚刚落成的新医院。事实上，紧密合作后，大医院才真正有动力去“服务基层”。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翟理祥就接到过很多类似的邀请，他介绍，在广东，包括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城际医院，大多都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邀请，“政府建好医院委托我们管理，或者希望在那个区域办分院邀请我们去。”

据悉，广东省中医院现在有5个院区，3000多张床位，5000多名职工，2016年的门诊服务总量741万人，收治的病人数为11.8万，手术14万(台次)，“效率比较高”。

以广州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建设的“广州市慈善医院”为例，这家医院的资产是民政局的，而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派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广东省中医院负责;而珠海市中医院，一家地区三甲医院，则把整个资产、人员完全交给广东省中医院托管。

分级诊疗才是对大医院的挑战

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各大医院对“取消药品加成”这个当下改革的最大亮点早已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他们对此后分级诊疗的进一步推进有更多担心。

施秉银算了一笔账：“比如一个大医院，如果按照一年营收30亿元来算，药品收入大概占了12亿元，利润是1.8亿元。这1.8亿元中的90%要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进行弥补，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内部消化1800万元，这1800万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医院来讲所占比例不是太大。”

分级诊疗则不同。按照国家规划，今后90%的病人应在本地基层医院就诊。“假如病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对我们非常致命。”施秉银认为，所有的大医院现在都该为未来做打算。比如西安交大一附院早早布局了30所基层托管医院，这些医院基本覆盖了西安周边的县市，“这能保证我们将来有一定的患者资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则把重点放在了“疑难危重病例”上，副院长吕富荣表示，他们的做法是把“大超市”做成“精品店”。去年，这家医院拿出3000万元，用于鼓励各个科室收治疑难危重症患者，“考核指标从原来的门诊住院手术(台次)这些总收入，调整为收治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比例，比如外科强调100个病人当中收多少手术病人，这些手术病人当中三四级手术又占了多少。”

同时，“急慢分治”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考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分院去年新设了老年养护中心，其中增加了“慢病区”，去年一年接收转诊病人800个，这800人占医院病人总量的0.6%，但它却占了医院6%以上的床位，“从难病、慢病角度切入，可以保证医院平稳过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预测，未来，中国靠收治患者数量、靠薄利多销的大医院将整体转型。(记者 王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