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法院于8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因向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早前，韩国检方对李在镕提出以行贿为首的5项指控，建议判处其12年监禁。法庭认为，5项指控全部有罪，但量刑适用最轻处分。8月28日，李在镕辩护律师就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存在特赦可能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李在镕此次被特赦“是有可能的。”

此前被判刑的韩国财阀高管中，多数都有着被特赦的经历。其中，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曾分别在1996年与2008年被起诉并判刑，但均因总统特赦而最终免受牢狱之灾。此外，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SK集团会长崔泰源以及前希杰集团会长李在贤等均在被判入狱后得到了特赦。

高皓认为，韩国的产业政策向大财阀倾斜，而三星在韩国经济上的影响力更是举足轻重。与其他财阀相比，“三星是有世界竞争力的，这对于一个韩国企业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

“另外，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非常剧烈，这为财阀高管获得特赦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高皓补充道，“如果一段时间后，三星的发展拖累了韩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到很多民众的切身收入和生活，那他们就会有新的政治诉求。”

掌舵者缺席

8月25日判决结果出炉当天，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43%，三星集团建立之初的核心公司三星物产跌幅为2.95%。8月28日，三星电子继续下跌1.96%，三星物产跌幅则为3.37%。

产业经济分析师梁振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判决结果对三星来说会是一个巨大打击，除股价下跌外，其品牌形象以及上下游生意合作伙伴的信心也会受损严重。此外，尽管有职业经理人运营公司，但 “缺乏实际的掌舵者，对公司战略发展决策和重大产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

梁振鹏还介绍，目前三星电子自身业务上也还面临许多困境，“三星在手机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也就是芯片、闪存和屏幕上，竞争力是很强大的，但在智能手机整机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梁振鹏认为，在中国市场，华为、OPPO和VIVO等品牌正在超越三星，而在全球市场上，三星的实际影响力也在受到挑战。

谈到Note7自燃事件，梁振鹏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意外，而是三星手机长久以来问题的积累。“三星有一些技术软肋一直没能得到解决。”梁振鹏说道，“这是三星电子在智能手机领域扩张过程中，长期忽视这些问题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梁振鹏认为，三星本就存在危机，掌舵者的缺阵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高皓则从家族产业继承的角度分析了李在镕事件对三星的不利影响。他认为，“传承是家族企业最脆弱的时刻，传承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三星Note7事件与传承过程中领导权的真空和缺位有很大关系。”高皓进一步解释说：“在领导权更替的关键时刻，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李在镕无法接替父亲履行会长职能，这对三星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