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

改革开放在中国造就了一批财富拥有者，但这个富裕阶层的“素质”受到颇多非议，少数“土豪”的“炫富”和其他不当行为不时招致批评。部分国外媒体不无嘲讽地以“富而不贵”来形容中国富裕阶层。但在笔者看来，说中国人“富而不贵”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首先，中国人富了，确实既是直观感觉也有现实依据，但这只能说是一小半“真理”。另一事实是，中国经济总量虽大，可人均并不高。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1.5亿多贫困人口。不论是按照“绝对贫困”标准还是“相对贫困”标准，中国人整体上还不算富。还有就是我们刚富起来没多久。我们在短短30多年内实现了社会总体财富的积累，但财富的积累不能自然带来精神气质的改观和提升，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中国人“富而不贵”，那其中的“贵”指什么呢？有人想到中国先秦时代的“贵族风范”，雍容华贵、知书达理、崇德守节，但中国的“贵族”已消失在帝制中国的历史烟云中两千多年了，“贵族”皮之不存，“贵族风范”毛将焉附？有人提议“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但“贵族风范”是长期自身修养、内在积淀的自然流露，岂可在暴富起来的“土豪们”一两场“贵族作秀表演”中寻得？

更多人把寻找的目光投向西方，以西方所谓贵族的标准来叙说什么是“贵”。但在当代世界，目前尚存的西方贵族也只是历史遗存，所谓“贵族精神”更多是对当年贵族制度“文化符号”的正面提纯：有教养、有担当、信仰坚定、追求自由等。如果拿这样一套经过加工提纯的理想模式来套中国富裕人群中少数人的不当行为，那他们的表现岂止“不贵”，简直就有点“野蛮”了。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套用合适吗？

拨开历史表象，西方贵族不仅有所谓“贵族精神”的一面，更有“历史性野蛮”的一面。从历史起源上，西方贵族的地位和尊荣是靠战争和鲜血换来的；从维持基础上，西方贵族的“高贵从容”是靠不平等和特权维系的；从行为表现上，他们中虽不乏才德优异之人，但更多的是坐享富贵、无所事事，甚至腐化堕落之徒。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贵族的仪表和风范只是“美丽的错觉”，充其量是有关贵族制度的“精神符号”。用中世纪西方贵族的“精神符号”来要求现实中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富裕阶层，似乎不太合适。

指出中国人“富而不贵”是伪命题，并不是要为中国富裕阶层中少数人的不当行为辩护，更不是对他们在文明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无动于衷。“富而又贵”“大富大贵”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是中国从上到下共同关心和焦虑的问题。只是中国社会整体仍处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对于“富”和“贵”，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和标准。与其空喊和表演“贵族精神”，不如提倡和践行符合中国自身价值观和现实的“贵”，推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让所有中国人都变得富足、文明、守法、尽责，成为物质和精神同样富有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大问题和真问题。▲(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