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万众焦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迟迟不见露面的各国持股比例吊足了各界胃口。在各个版本中，“中国或持股超40%”的说法似乎接近了官方答案。

“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虽然超过40%，但是我们无意要有所谓否决权的地位。”外经贸部原副部长、WTO首席谈判专家龙永图在出席“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时提到。尽管中国财政部尚未公布，但40%的持股可能已经接近真相。

“在新加坡举行的筹建亚投行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结束关于《亚投行章程》文本的谈判之后，境外媒体报道中国将持有25%~30%的亚投行股份，而龙永图则称中国持股将超40%。不论中国在亚投行中占有的份额具体为何，这一点已不甚重要，最重要的是这都体现了中国将在亚投行中确保扮演主导性引领的角色。”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磊博士在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期间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

“亚投行更应关注的是正式运营后的具体运作如何，做得好就会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当然之后加入的成员的持股份额主要会从中国的份额中让渡。因此，经营得好，中国的份额肯定会下降，做得不好份额再多意义也不是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将在今年6月底章程签署后履行国内批准程序，待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生效后，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中国股权或超40%

非新马歇尔计划

龙永图表示，中国希望把亚投行变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机构。“中国的亚投行的股权虽然超过40%，但是我们无意要有所谓否决权的地位，而美国虽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股权不超过20%，但是仍然具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使得那些要接受贷款的国家不再接受任何非金融的条件。”

针对“一带一路”或亚投行是新版马歇尔计划的观点，龙永图回应称，“也许有相似之处，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实施马歇尔计划是意识形态划线，援助西欧国家，尽管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但是却造成二战以后长期的冷战局面。”

龙永图进一步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重要战略，特别是包括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我们不仅愿意与现成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我们愿意对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开放，这就是与马歇尔计划的不同，目的是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从而带来全球的繁荣和合作。”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外界援助。美国提出并实施“欧洲复兴计划”，也称为“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重建、发展经济，并确立自己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本意是，通过援助欧洲恢复经济，使欧洲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这一计划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劲松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二者不具可比性。

刘劲松此前表示：“‘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我们要把这条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且让它焕发新的时代光芒。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

中印或为最大股东

当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和印度很可能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大股东。

刘劲松告诉本报记者：“中印存在一些分歧，但邻国之间有些磕磕绊绊并不奇怪，没必要夸大，其实双方都在努力管控分歧，加强互动与合作。”他表示，印度的发展规划和国际合作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存在对接合作的空间，中印可以用各尽所能、相互协调的方式，务实推进整个亚洲的互联互通。

马赛KEDGE商学院资深供应链管理专家张峰也对本报记者坦言，尽管中印领导人有所顾虑，但印度基建缺口巨大，印度民间对两国合作充满期待。“之前在印度看到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马路中间断贷停工几年，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机构条条框框较多、进度较慢、标准高，因此印度可能很难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亚投行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张峰坦言，亚投行其实将为两国带来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印度在IT系统和快递管理方面的经验丰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高速公路建设、车辆、港口设备等许多行业有潜在机遇，但这仍然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5月初，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由于亚投行投票权的分配可能50%基于GDP、50%基于PPP，因此印度可能获得第二大股东地位，甚至有希望争取副行长的职位；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此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亚洲国家占75%股份，且股份分配按照60%GDP和40%PPP来计算权重，届时亚投行最大股东应该是中国(30.85%)，以下依次为印度(10.4%)、印尼(3.99%)、德国(3.96%)和韩国(3.93%)。

当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57个，横跨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

中国重在走好“运营”这步棋

不论最终财政部公布的股权比例如何，其实对于亚投行而言，唯一的重任便是“运营”，因为股权占比是会随着后续成员国的加入而变动的。

刘英告诉本报记者，如果亚投行运营顺畅，便会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当然有可能这些后加入的成员持股份额主要会从中国的份额中让渡。但如果做得不好，中国的份额再多意义也不是很大。

究竟怎样的运营、治理和投资模式才能使亚投行扬帆远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郭田勇(微博)教授在“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几点谏言或许值得借鉴。

从业务发展战略上着眼，亚投行应该做到微观和宏观相结合。“亚投行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成立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要加强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现互联互通，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亚投行从业务方向上，可能不应当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小项目投资，而应该把目光着眼于投向跟‘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相关的这些重大相关领域。”郭田勇认为，口岸建设、全球通信类的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都符合投资定位。

而在内部管理上，如何提高亚投行的决策效率则是重中之重。郭田勇称：“亚投行从本质上讲是一家银行，所以我们希望它可以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参照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国内的一些开发性金融，它的这种治理标准更为高效。”

近期，境外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投行正考虑在贷款审批上给予高级员工更多的权力，以便加快决定过程，因此可能不设实地执行董事会(on-siteexecutiveboard)。此前，各界都呼吁亚投行应该摈弃国际老牌多边机构的拖沓和官僚作风。

谈到人才战略，郭田勇认为，亚投行未来在人才上能够做到兼收并蓄，要注重员工的本土化，因为亚投行作为一个公司治理水平非常高的国际金融机构，员工大量的本土化是有帮助的，也能够以反向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人才标准，同时也需要吸引全球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