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银行信贷层面，金盾股份的表现也并无异常。

目前，上市公司从工行绍兴上虞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绍兴上虞支行、杭州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宁波银行(002142,股吧)绍兴支行、光大银行(601818,股吧)绍兴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上虞章镇支行、浙商银行上虞支行等7家银行合计获得5亿元授信，使用额度1.99亿元。

其中工行3200万，浦发银行(600000,股吧)7765万，招商银行4487万，宁波银行1500万，光大银行1000万，浙商银行2000万。

其全资子公司红相科技从杭州银行科技支行、招商银行钱塘支行、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滨江支行合计获得1.2亿元授信，目前尚未使用。

“公司也在减少贷款额度，也在购买理财产品，没有资金面的问题”，王淼根强调，除了上述银行授信，上市公司没有任何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给金盾集团担保的情况。两家公司产业、位置、股权都是独立的。

而对于“是否有可能公司公章是董事长掌管”的疑问，王淼根予以了否认，“公章是董事会秘书保管，管控非常严格。上市前两年开始，到上市后一直由董秘保管。如果外面有任何以公司名义做的担保，绝对是私刻公章造成的。”

对于未来转型军工高端装备行业，王淼根称，“虽然目前地铁、隧道、核电风机业务的拓展是第一位的，但军工在未来5-10年是发展的大方向，我们要抓住国家军民融合的契机。”

显然，对于董事长的意外离世，还有更多未解之谜。

王淼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世原因还没有官方说法”，不过其透露，“我和周董共事多年，他内向，有事情喜欢自己扛。人很好，但有点抑郁的征兆。”

此外，公司多位人士也称，周建灿平常都在位于上虞小越工业开发区的金盾控股集团办公，“一般只有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才来上市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以来，周建灿和其子周纯(现任金盾股份董事、副总裁)现身10笔股权质押。双方合计持有金盾股份6918万股(占比26.25%)，累计质押6913万股，占其持有股份的比例高达99.93%。

令人疑惑的是，“因周建灿未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在2017年11月29日分别向自然人杨士勇和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的1032万股和721万股为“首次披露”。

对此，王淼根认为，上述股权质押及担保融资“主要是为了金盾集团经营，分了两期投了20多个亿，目前还没有达到满产。2017年投了一亿多用于消防生产线，包括集团公司征用了园区2000多亩地，建造集团大楼。但是目前来看，产能还没达到当时设计的规模，所以资金可能有缺口。”

那么，周建灿是不是存在隐藏的杠杆融资或未被公开的民间借贷呢?是不是资金链抽紧导致其不得不迈出最后一步?

王淼根对此仅回应称，“周董个人向小贷公司借钱的情况，我们不清楚。这一系列完全是他们个人借款行为，可能金盾集团的财务负责人会清楚。”

一位杭州投行人士对此认为，“不排除周在上市公司体外业务进行了杠杆融资”。

另一位债权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截至2017年11月底，金盾集团银行贷款总额为30亿元，其中最大的债权银行为绍兴银行，贷款3.976亿元，其次是交通银行逾3亿元，另外还有若干家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行，其债权银行合计约十余家。

截至发稿，21世纪经济报道尚未收到绍兴银行关于金盾贷款采访的正面回应，而30亿总额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没获金盾集团确认。

而对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可能变更的情况，王淼根表示，周纯这几天处于极度悲伤中，还无暇顾及此事，“对于实际控制权变更的最后结果，我们还在探讨，没有最终方案”。

红相科技董事长黄红友也称，“暂时没有和其他大股东结成一致行动人的打算”，其强调，“红相科技还在业绩承诺期”。

生前仍在筹钱

事实上，上述两笔“未通知公司董事会”的股权质押融资，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

中汇智胜(北京)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喆良2月1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周建灿于1月18日通过其在杭州的合作伙伴找到他，提出他个人的融资需求是质押1700万股票融资3.2亿，并要求在农历春节前放款。

“融资的过程的确不是很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质押率高、融资人基本面与资金方要求不匹配、时间紧，节前放款来不及等。” 孙喆良说，对周的坠楼也感觉诧异和痛惜，“接触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低调做事的实业家。”

虽然周的融资需求被多家资金方否决，但孙喆良还是帮周建灿找到了两家愿意在过年前放款的资金方。只是遗憾的是，周建灿并没有坚持到这一天。

“我已经找好了两家资金，准备约第二天上午和周总面谈放款细节，可就在前一天下午就传来了噩耗。” 孙喆良说，“就我手中的资料显示，周总并没有资不抵债，但他是否有表外融资，我也不清楚。”

据孙喆良介绍，周希望的融资期限为1年，预算的利率为11%，加上2%的财务顾问费，合计付出的成本将达到13%。

回想他过世前的一些细节，孙喆良猜测周建灿可能是资金链断裂、被债权人逼上了绝路。上周五他一直被债权人堵在办公室，给资金方打了无数个电话、追问融资的落实情况。“1月31日下午，我在杭州的合伙人告诉我，事情有点反常，以前一天周总起码要打三五次电话来催，当天怎么不来电话。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直到晚上新闻出来，才得知他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就已经坠楼。”本报记者 朱艺艺、包慧 杭州、上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