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武汉亚洲田径锦标赛上，别看创造亚洲百米新纪录9秒91的奥古诺德，赛后披着卡塔尔国旗绕场一圈，但他其实不是卡塔尔人，而是尼日利亚归化选手。有媒体在今年两会报道，有政协委员提出修改《国籍法》，但引入归化运动员进中国可谓门槛重重。从法律、宗教、语言，到民族感情，中国尚未做好准备对不同肤色的“同胞”说你好。大家吵得凶，也反映出，别看全球化叫响了这么多年，在体育圈，人才的跨大洲跨国籍流动，在一些国家仍是个复杂而又犯禁忌的事。

雇佣军统治亚洲短中长跑道

在中国媒体口中，归化运动员有一个统一的称呼“雇佣军”。这些受雇于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非洲军团，几乎统治了从百米到万米的所有亚洲跑道。

奥古诺德是归化军团中最成功的一位。2010年广州亚运会他独得200米、400米两枚金牌。去年仁川亚运会，他以9秒93创造亚洲纪录。他也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位100米、200米和400米的三冠王。

巴林是西亚引进非洲选手最早、最多的国家。仁川亚运会，巴林派出了28人参加田径比赛，其中18人的出生地是非洲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国，他们基本统治了中长跑项目。卡塔尔的军团专攻短跑。加上阿联酋，这些雇佣军在亚运会田径赛场共取得13块金牌。

归化是承认人种有差异

事实胜于雄辩，非洲旋风在赛道上的成绩证明了人种确实存在差异。同样，在澳大利亚、德国的网球赛场，东欧子弟也呈增多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修改移民法规，努力把优秀基因吸纳进来。

曾在2007年以9秒99成为亚洲第一个破10秒的归化选手弗朗西斯就说：“短跑取决于基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亚洲出生的选手提高成绩那么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就在仁川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以15金14银11铜的成绩高居奖牌榜第一，实现亚运会田径奖牌榜八连冠。中国田径面对“非洲军团”，仍维持了亚洲第一的荣誉，说明中国13亿人口中能人也不少。

归化有互利互惠的一面

归化这么火，一定不是一头热，而是双赢的结果。一方面运动员可以在新的地方实现个体价值；一方面“归化球员”到来，促进了引进国家的落后项目发展和提高。

体育界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在原籍国家打不上主力，如中国的乒乓球、巴西的足球都是例子。卡塔尔的阿尔贾尔尼来自摩洛哥，仁川亚运会他包揽了1500米和5000米双冠。夺冠后他对着卡塔尔国旗跪拜，因为摩洛哥没让他加入国家队，卡塔尔却给了他训练经费和为国出战的荣誉。

雇佣军的带动效应和鲶鱼效应也很明显。这次武汉亚锦赛，张培萌跑出10秒15，和奥古诺德的带动不无关系。男子400米的沙特选手马斯拉赫，上届世锦赛第6名，2014年创造了亚洲纪录。日本竞走选手谷井孝行个人3小时40分19秒的成绩，已经到了世界大赛争前三的地步。

中国不幸“被归化”

在全球抢占优势基因的今天，中国“不幸”地列入“被归化”的阵营。多年来中国从乒乓球到篮球、排球，从灵巧、敏捷，到身高、强壮的基因，持续流失。反而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往往面对海外军团的攻击。

为什么日本体育可以大批归化中国运动员，而中国却无法归化日本选手？中国严格的入籍审批制度是重要原因。中国体育职业化、市场化进程的落后，运动员对自己结束职业生涯后的心理预期，决定了他们选择“叛逃”去更有保障的日本。

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体育仅有马术的中英混血儿华天，花滑的中俄混血儿戈米沙算是归化选手，这两位都出生在不差钱的英、俄家庭。而土生土长的中非混血儿、前男排国手“小黑”丁慧，因为受不了恶劣的环境和黯淡的前途，干脆不辞而别去美国留学读书。他坦言：“我一年八万收入，在国内排球圈非常不错了，但退役后混得最好就是队里给一个教练的编制，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我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

中国的归化门槛源自心理不自信

今年两会，有政协委员提出修改《国籍法》。但引入归化运动员进中国可谓门槛重重。从文化、语言、国籍、法律到民族感情，中国尚未做好准备对不同肤色的“同胞”说你好。

第一道门槛就是《国籍法》。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提交提案，建议振兴中国足球必须突破归化球员禁区和修改《国籍法》，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归化球员。

再有就是文化门槛。比如国际足联规定，只有在异国连续居住五年后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出战，这个规定强制了运动员必须融入异国的社会生活。西亚能够轻松归化尼日利亚、摩洛哥等非洲选手，一大原因是他们的宗教相同，语言接近，文化认同就更容易达成。

重重门槛也凸显了中国对本民族自豪感的强调之余，产生的封闭心态。一方面中国对自如迎接移民加入体育军团存在障碍和不自信；另一方面，中国也尚未做好准备，迎接纯粹出于体育理想前来的归化者。但现实是体育全球化已经是趋势，全球优秀体育基因正在自由流动。以中国正在崛起的态势和日益增强的吸引力，有序引入体育人才正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文/本报记者 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