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周子琰的印象有两个，一是“自习室女生”，二是高晓松最小辈的爱徒。周子琰专辑《路过青春》附赠的纪念册里有一段高晓松的话，“青春是一场庄周梦蝶，也不知道是我梦见过她，还是她梦见了苍老的我，总之永隔一江水”。这让我想到郑愁予的《错误》，谁不是从青春的江南走过，谁不是踏着达达的马蹄声做了青春的过客。

周子琰赶在19岁的尾巴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首张专辑《路过青春》，不计萌芽Intro、花开Interlude、果实 Outro，共收录正式作品十首，其中既有《The World Is Love》、《喜欢》、《小幸福》这样带有普世价值观、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也有《红绿灯》、《风起来的时光》、《有一个我》、《疯了》、《信》等体现小女生世界观、甚至半自传体的小品文。整张专辑制作团队由高晓松领衔，一众年轻音乐人挑大梁，高晓松担任总监制、流水纪担任执行监制。从文本到视觉，从词曲编唱的音乐本体到企划概念，以青春心事为线索，串联起一个少女生动的生活。《路过青春》具备了专辑审美的价值，这种心气殊为难得。

最近十年的华语歌坛被定义为单曲时代，专辑成为历史词汇，这其中当然有传播方式、消费习惯的变化，音乐人的不作为也难辞其咎，或者说，是趋利的音乐从业者和趣味不高的市场需求之间相互媾和的结果。《路过青春》非但没有偷工减料，反而在硬体制作上下足了功夫。为一个新晋歌手打造如此精良的制作，恒大音乐显然没有吝啬人财物的投入，但在我看来，更让人尊敬的是他们时间、耐心、自由度的投入，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操作。作品其实才是最好的广告，作品本身也是才是最好的企划。

就个人而言，最中意的还是《疯了》、《有一个我》、《随之舞蹈》这样的作品，配合周子琰呢喃自语的演唱非常有味道，《红绿灯》、《The World Is Love》、《信》则证明大命题的诠释并非易事。在选曲、编曲制作，《路过青春》就像打翻了的少女梳妆盒，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独立、民谣、流行、摇滚，制作人给周子琰出了一个3+x的综合考试题，周子琰毕竟是新人，荤素搭配、大流行与小清新兼容的组合倒也无可厚非。在演唱上，周子琰体现出多样性的潜质，但编曲配器、甚至选曲都不是核心，这些都是枪膛，子弹头也不是核心，能不能中靶才是核心，所以整张专辑反倒有成为散弹的危险。

周子琰的路还很长，她遇到的命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比如怎么保持个性，怎么做好市场和自我的平衡？其实这都是伪命题。所有的企划案都会从艺术审美的高度一泻千里，通常跌停在市场的话头上。流行音乐毕竟是面向市场的工业制式产品，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市场定位、目标人群、远景分析，和我们在朋友圈里刷几条不痛不痒的心灵感悟或者在豆瓣上找几个臭味相投的损友瞎贫完全不是一码事。但问题是，流行音乐的市场是什么。这不是音乐话题，这是市场营销的话题，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启发。在一个足够开放、广阔的竞争环境里，所有商品必定都有自己的个性，也必定具有和竞品的共性。而消费者之所以选择它，是为它的个性、独特性买单还是为共性买单？答案或许不难。

这个道理可以借鉴到流行音乐中来。只不过音乐市场是典型的感性消费市场，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了常识的重要性。说到底，歌迷、消费者最终为之买单的还是歌手、作品的独特性、唯一性，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个性，只不过这个个性和故作深沉、佯装时尚都毫无关系。如果举例子，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文化之一——摇滚乐当仁不让，它以反商业的姿态取得了最让人惊讶的商业成功。而近年来独立音乐的强势崛起、分众化音乐消费趋势的加剧都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的用户期待只是一个功能词汇，没法完全对应到音乐的感性消费上来，即便刻舟求剑地找到了所谓用户期待，当你做出来时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看似满足了期待的歌手只是一个面目不清晰的歌手而已——这恰恰是很多大陆流行歌手当下的真正命门。

其实，个性才是最大的市场，反商业才是真商业。这句话当然得补充一句，反商业和非商业完全不是一回事，非商业的叫公益，毕竟反商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借用个朋友圈的句式，不怕个性到没朋友，就怕雷同到没面孔。19岁的周子琰已经迈开第一步，接下来会是见证奇迹、看到个性的时刻吗？（文/车头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