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银行所得税实际税负率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募基金投资的大幅增加。公募基金不但具有免税功能，其收益率往往也高于国债、地方政府债。

近期，关于部分商业银行所得税实际税负率过低的话题，颇受市场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A股上市银行年报发现，32家上市银行中，有9家银行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低于10%，整体水平与2015年相比大幅降低。而各家上市银行的税前利润，与2015年相比，则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提高。

例如，某上市城商行2018年税前利润约为114.98亿元，但其所得税费用为2.77亿元，其所得税实际税负率约为2.41%;而在2015年，该行税前利润为80.15亿元，所得税费用则为14.48亿元，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18.07%。三年里，该行税前利润增长了43%，但所得税税负率却降低了近16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所得税费用并非银行当年缴纳的所得税金额。例如，上述城商行日前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我行2018年实际缴纳税务部门的企业所得税23.75亿，按(实际缴纳)看，所得税率20.66%;2017年实际缴纳税务部门的企业所得税14.78亿，所得税税率14.54%”。

“这是两个维度上的概念，当年缴纳的所得税金额，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一年递延下来的;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应该以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准。”某国有大行司库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在借道公募基金避税上，“国有大行很少利用，一些股份行做得比较多。”

解码定制型公募基金

所得税实际税率的走低，源于银行的部分投资具有“避税”功能。

目前，银行资金投资国债、地方政府债和公募基金均可享受免税待遇，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中主要体现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栏目里。

其中，部分银行所得税实际税负率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募基金投资的大幅增加。公募基金不但具有免税功能，其收益率往往也高于国债、地方政府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银行投资公募基金实现避税，多以投资“定制型公募基金”的形式开展。

此类公募基金的特征为募集时间短、认购者数量少(数量贴近公募基金投资的200人下限)、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产品类型(债券型、混合型等)，属于银行委外业务的一种形式。

“银行投这类产品的主要动力是‘避税’，这也是基金公司做业务拓展时的营销卖点。”上海某公募基金机构业务销售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类业务“基本上都是银行自营部门在做，因为自营有税收考核，理财没有”，且由于“自营有严格的投资范围界定，所以基金公司都会丧失全部或部分主动管理权限，在策略上，基本都是投利率债，或者利率债加高等级信用债。”

“刚开始主要是一些股份行在做，后来一些规模大一些的城商行也参与了进来。”该人士说。

对银行而言，定制型公募基金避税功能显著表现在，银行若直接在市场上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和信用债，收益部分需缴纳6%增值税和25%公司所得税，收益部分的税负超过30%;而借道公募基金，尽管需要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但却能将“免税”带来的收益留给银行自身。

一份典型的定制型公募基金宣传材料如此描述：假设一家银行有20亿元的信用债投资额度，按照5%年化收益计算(即，投资收益为1亿元)，通过定制的债券型公募基金，可以节省所得税2500万元，节省增值税600万元;投资公募基金的成本，按照千分之三的资产管理费率和万分之五的托管费，一共是700万元。不考虑其他成本和基金申购费用，通过定制公募基金，该银行可节省约2400万元。

“银行自己买信用债、政策性银行债是不免税的，银行把钱投给某只公募基金，通过基金来买，来自基金的收益可以免税。而实际上，底层收益还是来自原本不免税的债。”北京某券商资管部人士对记者解释该模式“避税”的实质。

另有业内人士介绍，银行还可以通过投资货币基金的形式实现“避税”。例如，银行购买100亿货币基金，这100亿的货币基金又存回银行，假设货币基金的收益是5%，扣掉管理费，银行拿到的收益是4.7%，银行倒贴3000万管理费。但这4.7%不用交税，每年省税是100亿×4.7%×25%=1.175亿，扣掉倒贴的3000万，银行还赚了8750万。

“投货币基金，可能主要是一些有存款压力而且有自主投资权的分行会这么操作，而且货币基金流动性新规后越来越难了;主流还是定制型公募基金或者拼单(好几家银行一起投)。”北京某公募基金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相比同样具有免税功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公募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至少能高出1个百分点”，这也是公募基金备受银行追捧的原因。

“如果是通道的话，意味着(银行)客户会在交易时给你指定交易价格，作为公募基金，这是不合规的。”前述公募基金机构销售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为显示过程中的独立、客观、公正，银行“基本上会找几家券商资管、保险资管进行比价，主要是给监管看。”

“这个事情有点法不责众，因为很多银行都在这么做。另外，你也难以区分公募基金是否100%让渡了管理职责。”该人士表示，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陆续设置了障碍，“比如单一持有人的持有份额上限陆续降低到40%，30%，提高拼单难度”，“同业存单不能算债券”等。

江阴银行2018年所得税税率约-29%

这种“避税”效应，在银行财报上有明显体现。

例如，交行、兴业和宁波银行，2015年的基金投资分别为94亿元、986亿元和2亿元;至2018年，三者的基金投资规模已分别达到1876亿元、2718亿元和1168亿元，分别增长了约20倍、2倍和600倍，各自的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也均大幅降低。

而更极端的例子则是江阴银行。2018年，江阴银行税前利润为6.06亿元，但所得税费用却为-1.74亿元，所得税实际税负率甚至为-28.78%。不过，这个所得税费用“缺口”在2019年上半年末迅速缩小为-126万元，对应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0.32%。

江阴银行在其年报中称，2018年度所得税费用较2017年度减少的主要原因为：2018年度该行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的同时优化对闲散资金投资管理，积极响应政策，重点配置低风险的政府债、公募基金，导致本年度国债利息收入、公募基金分红等免征所得税收入大幅提高，高于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为负数。不过，该行没有进一步披露投资的政府类债券和公募基金的具体规模。

江阴银行称，尽管该行所得税费用为负数，“但并不意味着本行不缴纳所得税，2018年度本行共支付的各项税费2.66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公募基金能够拥有“避税”光环，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国税总局的鼓励政策。

2002年8月下发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2008年3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亦重申：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9月中旬，曾市场传言称，未来可能取消针对金融机构投资公募基金的免税政策。不过，截至记者发稿，这一传言并未得到证实。

“如果针对机构取消公募基金分红的免税政策，势必侵蚀不少银行的净利润，并可能导致此类公募基金萎缩。”前述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